編者按：第十二次中德人權研討會期間，《環球時報》刊發專題綜述，對我會舉辦的中德人權研討會進行全景式解讀，從中折射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軌跡。
西方收斂教師爺面孔 中國與其談人權日趨從容
2014-07-18 10:22:00 來源：環球時報
作者：環球時報記者 劉暢
【環球時報記者 劉暢】7月13日和14日，北京前門附近一家老牌酒店，進行了一場中國與德國的人權對話。對話屬閉門討論，過去很少邀請媒體參加。這也是為什么自1999年迄今，中德人權研討會進行了12屆，卻極少進入輿論視野的原因。在有限的公開信息中，“人權”話題多涉及西方國家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人權狀況的審視和指責，時常帶有某種雙重標準或道德優越感。中國與西方談人權，由誰來談，怎么談，談什么？近20年來，中國同十幾個發達國家建立起人權對話與磋商機制。《環球時報》記者有機會近距離觀察這次中德人權對話，最深的感受是，借助這些互動有效但也不乏分歧的國際平臺，中國力求讓世界多了解中國的人權理念、政策和中國的人權狀況。
話題敏感但態度平和
北京時間7月14日凌晨，巴西世界杯足球賽德國隊奪冠，參加第十二屆中德人權研討會的德方代表在東直門外德國駐華大使館看電視轉播。可以想象，他們就著啤酒和爆米花看球，一起慶祝勝利的喜悅。在當天的對話中，當熱情好客的中方主持人提議全場鼓掌慶賀德國隊的勝利時，德國人倒略顯矜持，盡量不喜形于色。
這種姿態反映了過去15年中德人權研討會的基調：積極交流，促進了解，偶有交鋒對峙，但能保持平和與尊重。多名參加過與不同西方國家人權對話的中國學者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相較于與某些國家的人權交流對話，中德人權討論的氛圍講求“平等友好”，雙方注重交流，尋找共同點，而不是從差異中挑刺。
“有些國家在對話前精心準備，對話時拋出一些非常有針對性的挑釁性話題，如公民政治權利、中國律師的地位等，甚至拿出一些私下獲取的個案和小道消息，要中方代表予以證實、或有所評論。”13日，中方與會代表、一名多次出席中國與西方人權對話的法律學者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但類似場面在中德人權對話會上出現不多。此次會上，德方就“中國如何開展青少年人權教育”、“中國非政府組織(NGO)如何激勵公民政治參與”等話題有針對性地提問時，語氣也頗委婉、謙和。
中德人權研討會是在1999年由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和中國總理朱镕基共同促成的。同年11月，首屆研討會在京舉行。次年，研討會被納入《中德法律交流與合作協議》框架，成為兩國政府間長期合作項目。
13日率德國代表團參會的團長赫塔•多伊布勒-格梅林，曾任施羅德內閣聯邦司法部長，從2000年開始連續參加了11屆中德人權研討會，是“非常熱心推進兩國人權交流的友華人士”。在格梅林看來，人權描述著“公民與國家打交道的日常生活”，關乎穩定、可持續與和諧。
15年來，中德人權研討會共舉辦了12屆，一般情況下，研討會在中德兩國輪流舉行，會場以北京和柏林為主，間或由如中國承德、德國斯圖加特等城市承辦。15年間研討會兩度因政治因素中斷，又由雙方努力促成重啟。格梅林認為，人權對話與政治日程相關，但政治遠不能承擔對話的厚度。她在致辭中說：“為什么中德間要談人權？因為兩國都曾經歷過政治不受約束的歷史，并深受其害。”
“非政府”的政府間對話
中德人權研討會是由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和德國艾伯特基金會發起和主辦的，后來，中國國際交流協會也成為中方主辦單位之一。這種安排強調的是對話主體的非政府性，但同時雙方又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管，是主要從事人權外宣工作的社會組織，而艾伯特基金會是德國社民黨旗下有智庫色彩的政治型基金會。13日的會場上，一名中方代表對《環球時報》記者說：“人權對話有點類似政府主導的民間對話，把政府不好談、不方便談的議題擺上臺面。”
參與對話的，主要是中德司法界學者及人權相關領域代表，規模不超過30人。以2012年為例，中德人權研討會中斷3年后重啟，雙方都非常重視，德國派出多名聯邦議員、歐洲議會議員赴承德參會，他們都是國際人權領域知名專家。中國也精挑細選代表參會，其中有曾在海牙國際法庭擔任過8年聯合檢察官的著名法學教授朱文奇、研究德國對外政策和中德關系史的北大教授連玉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人權研究中心副主任柳華文等。記者發現，近年中方代表團名單的一個突出變化是，隨著“人權”這一詞條進入中國官方主流話語體系，中方越來越多的參會者來自于人權研究的專門機構。如今年對話中，北京大學人權與人道法研究中心、武漢大學人權研究院、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清華大學法學院等均有代表參會。
中國外交部高官多次公開表示，中國參加并積極履行26項國際人權公約，現每年與近20個國家進行人權對話與磋商，其中包含非政府間的人權對話機制，也包括政府間磋商，即由中國外交部與有關國家外交部門主辦的人權對話。據外交部網站資料顯示，去年，中美在昆明舉行第18次人權對話，中國與歐盟展開第32次人權對話。今年5月倫敦舉辦中英第21次人權對話。
過去20年間，中國與西方人權對話屢因政治議程中斷。2007年德國總理默克爾會晤達賴喇嘛，之后中方取消原定當年12月舉行的中德人權對話。始于1990年的中美人權對話曾在2004年因美國向聯合國人權會議提交反華提案而中斷6年，2008年才重啟。今年4月，中國外交部公開抗議英國發表《2013人權與民主報告》，原定當月舉行的中英人權對話因此延遲1個月。
圍繞議題設置也有角力
本屆中德人權研討會會期兩天，雙方依次談了四個主題，分別為：以“斯諾登事件”為例，剖析國際法如何保護他國主權和公民權利;以二戰歷史為鑒，談戰爭與人權的關系;人權國際公約在兩國實踐的具體情況;非政府組織在兩國的角色和作用。
“后兩個議題由德方先提出，前兩個議題則是根據中方要求增加的。”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負責人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以往對話中，外方在議題設置方面很強勢，不讓步，最終的結果以談一些不敏感的“中性話題”為主，“但隨著形勢的變化和我人權國際輿論斗爭的需要，現在我們要加強對研討會議題設置的主導”。
“斯諾登事件”涉及的個人信息安全符合德方興趣點，負責與中方溝通籌備的艾伯特基金會代表欣然接受，但就二戰歷史認知議題，中德兩方一度產生分歧。最終，“二戰歷史”被放在了主旨演講而非議題環節。這意味著，中德各派一名代表就此發表主旨演講之后，雙方不再進行討論，話題結束。而在議題環節中，雙方主講人分別做15分鐘觀點闡述，之后還有100分鐘-165分鐘不等的自由討論時間，供代表們發言、答問。
主旨演講“以二戰歷史為鑒，反對戰爭、維護人權”被安排在人權對話第一天的最后一節。13日下午，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卞修躍做了一篇完整的日本二戰侵華罪行報告，以事實和數據進行情緒飽滿的控訴。德方發言人是團長格梅林，她沒有直接對某些國家點名，而是做了一篇深沉且富有哲理的演說：“不是所有國家都有正視自己國家戰爭責任的勇氣和意志，這要求在戰爭過后，即便已不是加害者的一代，仍必須遵循這一意志并進行反思”。她說，勃蘭特在華沙猶太殉難者紀念碑前下跪的時候，很多德國人不高興，然而自此德國從中受益，“第一次擁有諸多友邦，而非宿敵”。
與西方談人權的必經之路
實踐20多年來，中國與西方的人權對話平臺上，仍顯現出理念與表述的錯位。此次中德人權對話中，談及“人權國際公約的具體實踐”，中方更注重人權國際標準與各國具體情況相結合，強調歷史、文化、宗教背景不同，人權發展模式應多樣化。德方則樂于闡述人權的普適性和國際標準。
13日的對話會上，談及“斯諾登事件”，中方主講人集中論述美國如何觸犯他國主權，對他國公民權利構成侵害，國際社會應對網絡空間進行共同管理。德國主講人則探討現代信息技術對私人空間的侵犯，提出的觀點包括“人們受到誘導，為交換技術的便利性和舒適性，主動放棄隱私和自制權，而自制權是人的基本尊嚴”。隨后自由討論環節，德方代表連續提出“中國如何實現對個人用戶的信息保護”、“如何開展青少年人權教育，以讓后者更有自主權和判斷力”等問題，中方代表則根據實際情況明確回應，重點闡述中國堅決反對利用網絡監聽侵犯他國主權和別國公民隱私權的原則立場。
在現場，并不是所有問題都能即時得到答案，也不是所有關切都能得到完整回應，但許多問題的提出，既體現了與會代表對事涉兩國人權現實問題的聚焦點，也探討出更多思考的路徑，并留出空間。13日，與會的一名中國年輕法律學者這樣對《環球時報》記者說：“雙方現階段都從對話中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中國對外闡述和宣傳人權，外方也從對話中獲得他們感興趣的信息，他們至少能夠觀察到中國人權不斷推進和發展的步伐。”
當然，也有人提出對話中“個別代表自視優越，喜歡指指點點”。格梅林的發言似乎并不認同這種態度，她多次使用“誰也不要充當教師爺”的提法，認為在人權問題上“我們不需要彼此指手畫腳”、“西方在人權保障方面也有需要從中國借鑒的地方”。那名年輕的中國學者認為，現階段這種被指點或被指責的壓力一定會有，但這是中國對外談人權的必經之路，過去20多年，我們經歷了從避談、免談到可以談、堅持談直至主動談的轉變，中國在人權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足以讓我們充滿自信。